《易學啟蒙通釋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出點校說明
書名：《易學啟蒙通釋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易學典籍選刊）》
作者：胡方平，胡一桂1對1教學
點校：谷繼明
出書社：中華書局
出書時間：2019年09月
【內容簡介】
《易學啟蒙通釋》和《周易本義啟蒙翼傳》是宋末元初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分別羽翼朱子《易學啟蒙》、《周易本義》的易學注疏。
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是現存*部注疏朱子《易學啟蒙》之作，其重要對《易學啟蒙》進行字句上的疏解，就易學象數與義理知識作補充性說明，并對較難懂得或陳述簡單的知識點作詳細闡發。此外，胡方平還對朱子留下的一些疑問作清楚答或補充說明。總體而言，此書疏解清楚，是清楚朱熹《易學啟蒙》非常適宜的讀本。
胡一桂《周易本義啟蒙翼傳》，重要通過追溯易學史、廣引諸家的方法來羽翼朱子《周易本義》及《易學啟蒙》，以證成朱子易學義理與象數兼備，是易學史上的集年夜成者。此書是宋元易學的結成性、提綱性著作。
此次點校，《易學啟蒙通釋》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所躲元刻明修本為藍本，是以本卷首序文及卷末出缺頁，故補以北年夜所躲元刻明修本，并以北年夜躲元刻明修本、《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全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本《易學啟蒙通釋》，《性理年夜全》本《易學啟蒙》為對校本，以朱謐《易學啟蒙述解》、《朱子成書》本《易學啟蒙》為參校本。《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以japan(日本)內閣文庫所躲元皇慶二年（1313）刻本為藍本，這也是今朝所知z早的刻本，上海圖書館亦躲有此本，但不如內閣文庫本保留完全。故此次點校以內閣文庫本為藍本，缺頁處補以上海圖書館躲本，并以正德本、慶余堂本為對校本，以萬歷本、通志堂本為參校本。此次點校為全式標點，更便利讀者閱讀。此收拾本，是有關二書的一次后出轉精的全新收拾。
【作者簡介】
胡方平（？—1289），字師魯，號玉齋，宋末元初徽州婺源（今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人，為朱後代婿黃榦的再傳門生，是朱子易學的主要傳承人。有《易學啟蒙通釋》《外易》《易余閑記》等著作。
胡一桂（1247—？），字庭芳，號雙湖師長教師，胡方平之子。十八歲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胡一桂秉承家學，羽翼朱子，作《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已佚）及《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其在易學史及經學史中的位置，較其父胡方平更顯著。除此之外，還有《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等著作。《元史》有傳。
【點校者簡介】
谷繼明，北京年夜學哲學博士，現為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副傳授，研討領域為易學、宋明理學，今朝從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六朝易學研討”。著有《王船山〈周易外傳〉箋疏》《周易正義讀》等，還有《周易內傳校注》《易漢學新校注》出書期近。
【目錄】
易學啟蒙通釋
點校說明
凡例
序
啟蒙所引姓氏
通釋所引姓氏
易學啟蒙序
啟蒙通釋附圖
宓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年夜禹則洛書以作范圖
後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后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宓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宓羲六十四卦方圖
邵子六合四象圖
朱子六合四象圖
掛扐過揲總圖
晚世揲蓍后二變不掛圖
易學啟蒙卷上
本圖書第一
原卦畫第二
易學啟蒙卷下
教學場地明蓍策第三
考變占第四
附錄
京都年夜學躲清原宣賢鈔本書名頁
京都年夜學躲清原宣賢鈔本序文
胡次焱啟蒙通釋序
胡次焱跋胡玉齋啟蒙通釋
納蘭性德周易啟蒙通釋序
四庫全書總目易學啟蒙通釋撮要
汪師泰胡玉齋方平傳子一桂
姚鼐胡玉齋雙湖師長教師兩師長教師易解序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
點校說明
校勘引據書目
序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上篇
六合天然之易
日月為易
河圖洛書
四圣之易
宓羲易
文王易
周公易
孔子易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中篇
三代易
古易
古易之變
古易之復
傳授
傳注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下篇
舉要
筮法
辯疑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外篇
緯書
焦氏易林
京氏易傳
太玄經
參同契
郭氏洞林
洞極真經
衛氏元包
潛虛
皇極經世書
皇極內篇
附錄
序跋
【《易學啟蒙通釋》點校說明】
說明：《點校說明》節選自《易學啟蒙通釋·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中華書局，2019年），為共同網絡版式，由作者轉化為簡體和舊式標點，個人空間文字偶有改動。最后的《點校附識》是新撰。
一
《易》學到了宋代，在義理和象數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就象數而言交流，如朱震所說：
陳摶以《後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六合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
這個授受的譜系當然多虛言，可是它反應了宋人對于當時象數學重要門戶的認定：亦即以周敦頤為代表的《太極圖說》，以劉牧為代表的《圖》《書》之學，以邵雍為代表的後天之學。至于程頤、張載，則是義理學派易學的杰出人物。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合稱五子，是北宋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①]。由是可見，理學一派的易學，是兼顧象數與義理的。
到了南宋，朱熹成為理學的集年夜成者。他的重要任務，一方面是收拾、闡發北宋理學家的著作和學說，一方面則是以理學的觀點注釋群經。就《易》學而言，程頤早就有《易傳》，但朱子對其專門闡發義理不甚滿意。他一方面強調《易》本卜筮之書；一方面強調注解不成連綴成文，使經書變為發揮己意的東西。在這種見解下，他作了《周易本義》。然《本義》所詮釋的對象，重要是《易》的文本，即卦爻辭；至于《易》之卦爻象系統的結構，及此中蘊含的事理，則便需求另一部著作來表達，此即《易學啟蒙》。
許多學者認為，《易學啟蒙》是為了補《本義》言象數的缺乏，故乃鼎力表揚象數之作，此話年夜致不差；但是我們不克不及忽視的是，《啟蒙》更深層目標乃在于通過簡單、規范的象數體系來摒棄那些混亂、繁雜的體系。如其《答劉君房》載：
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數以斷吉兇，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年夜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不免難免有剩語。
《啟蒙》重要作者為朱子1對1教學，曾參考過蔡元定的意見，這在當時并無疑問。到了明末，隨著攻擊宋代圖書之學風潮的興起，不少學者懷疑此書的重要作者是蔡元定，推重圖書、後天之學非朱子本意。其代表共享會議室者如王懋竑、胡渭、《四庫撮要》等。當然這只是一偏之見，許多學者對此已經做出駁正。
此書本來只要《原畫卦》《明蓍策》兩篇。前者根據邵子之學來說明八卦、六十四卦構成及其結構、意義。后者則詳細探討揲蓍求卦的方式，計算揲蓍中的數字擺列，并批評了一些其他的求卦計劃。此中的教學邏輯在于：古圣先根據必定的數理邏輯先創作出八卦、六十四卦，而后再通過揲蓍求卦來應用它們判斷吉兇，創造之理與揲蓍成卦之理是分歧的。
《系辭傳》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然則圣人創作易卦，亦根據于《圖》《書》。朱子又經過思慮，在《原卦畫》之前參加《本圖書》一篇。其實我們開始提到，《河圖》《洛書》與邵雍後天之學是兩個系統，朱子皆把講座場地它們看做畫卦的根據，這可以看出朱子欲整齊百家的盡力。至于末尾加的《考變占》一篇，則是答覆求卦之后若何確定動爻以解卦的。
朱子雖然常強調《周易》非學者之先務，但他本身卻在這方面下了很深的工夫，並且《啟蒙》一書與《年夜學章句》一路成為他最自得的著作。由此可以看見此書對于研討朱子易學及其整個思惟的主要意義。
二
朱子往世以后，宋末至元明的理學特點在于對自周敦頤至朱子整個理學遺產的繼承與疏釋。理學大師特別是朱子，于諸經有了新的權威注本，門生們的任務即是進一個步驟疏釋、編輯。理學的表達除清楚經，別的一個鮮明的情勢是語錄。將語錄加以分類編纂，系于相應的經學解釋之下，即“附錄纂疏”之學。此學成為宋末、元代、明後期經學的主流。
胡方平即是為《易學啟蒙》這部經典作疏解者。胡氏字師魯，號玉齋，宋末元初婺源人。據清原宣賢鈔本《易學啟蒙通釋》所載胡方平自序及胡一桂附記，則其卒于元至正己丑（1289），生年未詳[②]。從師承譜系來講，胡氏為朱後代婿黃干的再傳門生。胡方平的次子胡一桂，亦是著名的易學家。父子二人闡述朱子易學，居功甚偉。
《啟蒙通釋》的詮釋方法是，先以己意略為疏解，然后引朱子相關的語錄，以及朱子門人中的說法來加以左證、申說。其詮釋的內容，一是對于《啟蒙》中一些典故進行疏證、就字面的意思進行串講；一是就專門的易學象數、義理佈景知識作補充性的說明；一是對其難以懂得或表述過于簡單的知識點作更詳細的闡發。
當然，胡氏的解釋不僅僅是重復朱子的意思，他對朱子所留下的一些難題亦作出清楚答或補充說明。好比朱子的門生周謨曾指出，若以《後天圖》配卦氣，會形成與后天卦氣紛歧致的牴觸。臨卦在後天圖是十仲春卦，但若以後天的卦氣圓圖視之，則正好在卯位上，這是春分的節氣。面對此種牴觸，朱子強調後天圖為宓羲之學，與后天之學要分開。以我們現在的研討來看，這是兩種分歧的卦序擺列邏輯，是以不成強合為一，朱子的答覆是比較明智的。然他依然有尋求體系統一性的沖動，是以認為這種設定“不應無說，當更思之”。朱子沒有做進一個步驟的思慮，而胡方平則在此處做了深刻的會議室出租揣測和探討。
別的，《易學啟蒙》糅合眾家，難免有紛歧致的處所。胡方平便在疏釋中試圖調和、彌縫此中的異同。林忠軍老師已經指出，這是胡方平此書的“獨到之處”[③]，并且作了相關的研討，可以參考。
總體說來，胡氏此書詳略得體，疏解清楚，當為清楚《易學啟蒙》最方便之書。《四庫撮要》評價此書曰：“方平此書雖亦専闡數學，而根據朱子之書，反復詮釋。……所衍說尚不至如他家之竟離其宗，是亦讀《啟蒙》者所當考矣。”洵為中肯。
朱子的《易學啟蒙》現今并未有較早的單行刻本，而胡方平的《通釋》則有元刻本在。我們選擇此書來點校，一方面可以清楚胡方平的思惟和宋末至元代的經學特點，一方面亦可以作為《易學啟蒙》的善本來讀。
三
筆者在準備點校此書、版本調查初具端倪時，適逢谷建老師《胡方生平平及著作考訂》一文在《儒家典籍與思惟研討》發表，所論甚為翔實。今約述此書版本之大要，并對谷建老師一文稍加補充。
此書撰作的時間，據《周易會通》“援用諸書群賢姓氏”注“胡方平”曰：“方平玉齋師長教師，徽州婺源人，師鄱陽介軒董師長教師、毅齋沈師長教師，著《易學啟蒙通釋》，至元己丑自序。”是此書蓋成于己丑（1289）。又其自序稱“沈潛反復二十余年”，則此書之作，在咸淳（1265-1274）間即已開始。
《四瑜伽教室庫撮要》以為《周易會通》所記有問題：
據董真卿《周易會通》載是書無方平至元己丑自序，則進元已十四年矣。然考熊禾跋稱“己丑春，讀書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其父書一編，曰《易學啟蒙通釋》”，又劉涇跋亦稱“一日，約退齋熊君訪云谷遺跡，適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易學啟蒙通釋》一編，謂其父玉齋生平精神盡在此書，輒為刻置書室”如此，則己丑乃禾與涇刊書作跋之年，非方平自序之年，真卿誤也。
《撮要》以為熊氏、劉氏刊此書于至元己丑，非方平作序之年，故董真卿所載有誤。《撮要》這種說法是行欠亨的。起首，為何己丑刻書便不得為自序之時？其次，《撮要》未詳觀後記，但據文中己丑歲胡一桂攜書示熊禾、劉涇的記載，便以此年為刻書之年，然考序文“庭芳再進閩，惟汲汲焉父書無傳是懼，且欲以見屬”，則非其己丑歲進閩之時也，《撮要》臆測罷了。實則劉涇後記已明言此書刻于至元壬辰（1292）。再者，japan(日本)京都年夜學躲《易學啟蒙通釋》鈔本，前載胡方平自序及胡一桂附識，所言作序及刊刻之事甚詳：
先君戊子冬精加修訂是書，其時一桂《附錄》錄成。來歲春正月，命一桂攜書千里拜考亭夫子祠下，證文獻于是。閱四月歸省侍，而先君已謝人間世矣。終天抱痛，追慕何極！舍弟天桂出先君遺命，拳拳文雅不朽之屬也。復更定序文一篇，乃絕筆也。一桂承茲付授，不敢掉墜。辛卯玄月，再進閩閱歷。壬辰季夏，兩書鋟梓皆成。是書感隨齋劉侯捐金培養之賜，永矢無斁。讎校之余，謹次其事如左。
由此可見，胡方平于至元戊子（1288）修訂此書成，而后胡一桂于己丑攜此書至福建會晤熊禾、劉涇。四個月后胡一桂歸家，胡方平已歿，其臨終前有序文一篇。一桂于辛卯（1291）再進閩，當是為刻書之事。在劉氏的資助下，此書于壬辰得以刊刻。引文中“感隨齋劉侯”，檢北年夜本《通釋》卷首劉涇後記末牌記，有“建安劉涇”及“隨齋”印，可知劉涇刻本即此書之初刻。
《易學啟蒙通釋》現存的版本，有國家圖書館躲元刻明修本，北年夜、武年夜圖書館所躲亦皆此種刻本。國圖所躲元刻明修本行款是：註釋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啟蒙》原注文低一格，中字單行，行二十字；胡氏注文低二格，小字雙行，行十九字。細黑口，雙魚尾，擺佈雙邊。北年夜圖書館所躲，行款與國圖本全同，據其標注為明初刻本，但經過與國圖躲本對比發現，二者絕年夜多數頁面的磨損水平特別是版框的缺損地位雷同，當為統一刻本。國圖本序文殘缺，只剩半頁熊禾跋，卷末二葉亦闕；北年夜本并載劉涇、熊禾跋，只是卷上闕第40-44葉，自“有干干之有枝”至“為四分每分”。
據嚴紹璗《日躲漢籍善本目錄》，japan(日本)尊經閣文庫躲有至元二十九年熊禾刻本[④]，由其描寫可知與國圖躲本為統一版本。東京都立中心圖書館又有元至和元年（1328）環溪書院覆至元刊本[⑤]。
比較風趣的是京都年夜學所躲舊手本。據嚴紹璗《目錄》，此本為十六世紀初有名學者清原宣賢親筆所抄，今朝已被指定為japan(日本)主要文明財[⑥]。此本嚴格依照某一刻本的行款進行抄錄，經對比，我們發現其自熊禾跋以下，行款、內容與國圖、北年夜的元刻本同。只是卷首有差別：起首是書名頁，題“錦江精舍新刊文公易學啟蒙通釋”，然后是胡方平的《易學啟蒙序》，低一格附胡一桂的題記，然后是劉涇的跋、熊禾跋。此本劉涇跋行款全同熊禾跋，與北年夜本為年夜字行書寫刻者分歧。我們推測，應當是名為錦江精舍的這樣一個書坊翻刻了至元本。卷首的胡氏序文，或國圖、北年夜躲本已經亡佚。此序文極為主要，前段已經有觸及了。
據納蘭性德序，通志堂本《通釋》即據熊禾刻本而刊。其將朱子序文教學場地題作“易學啟蒙通釋序”，《四庫撮要》已辨其誤。其所謂“新安舊有槧本”，谷建以為即胡氏后裔的明末刻本；然詳玩序文，則其意以新安之舊槧本在至元本之前。葢作序者誤會劉涇序文，以為胡一桂之前展現給劉涇的即舊刊本。后來《四庫薈要》本，據其目錄，是“依內府所躲通志堂刊本繕錄，據元新安本、劉涇本恭校”[⑦]。所謂新安本、劉涇本亦是據納蘭序文而列。考其校記，則或以意改，或據前后文改，或據《朱子全書》本《啟蒙》改，并不曾引據新安本、劉涇本。《四庫全書總目》但云“內府躲本”，是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僅據通志堂本抄錄。通過校勘我們發現，通志堂刻本雖以元刻本為藍本，但產生了不少錯誤，一類是因為原書版漫漶，新刻或認錯了字，或直接留白；一類大要是刻者忽視形成的。《四庫薈要》本忠實抄錄了通志堂本，同時對此中的錯誤作了一些校改；而四庫本最為惡劣，又添出許多新錯誤，顯然可看抄書者的漫不經心。《易學啟蒙通釋》圖和數字比較多，這些處所最不難出錯，出錯后對整個內容的懂得影響又最年夜；而四庫本的錯謬之多，幾乎使此書不成繹讀。
又，南京圖書館躲有明刊本《易學啟蒙通釋述解》，除載《通釋》外，還附有朱謐的述解，原為丁丙所躲。從校勘來看，一些錯誤承自元刊本，但也有矯正。
還需求指出的是，明朝纂修《性理年夜全》，亦剿襲此書。如谷建所說，“《性理年夜全》是將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略作刪節，幾近全書照錄。而所謂別的再補的‘朱子、蔡西山、黃瑞節等人的言論’，其實也并非胡廣等人所集，均出自黃瑞節《朱子成書》。”[⑧]我們後面說過，《通釋》的結構先是胡方平就字句進行疏釋，然后就此中的問題或某一點進行發揮，其發揮處多援用先個人空間儒之說。今《年夜全》將其引先儒之說置于前，則變成對問題的解決在前，普通性的疏釋在后，其結構顛亂可知。不過值得確定的是，《年夜全》在文字方面遠比通志堂本忠于《通釋》原刻，是以有必定的校勘價值。
據谷建的文章，胡氏后裔于明末在婺源刊有《易學啟蒙通釋》，至清代嘉慶間，胡錦川、華川又據此家刻本從頭校勘；但是此種刻本不過是據《性理年夜全》所載《通釋》裁取而成[⑨]，已將原書體例變亂，故校勘價值頗低。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點校說明
胡方平之后，其子胡一桂承家學，羽翼朱子，又作《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及《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于是朱子易學終成光年夜之局。
胡一桂在易學史及經學史中的位置，較胡方平更顯著。其《周易本義啟蒙翼傳》，顧名思義，是羽翼《周易本義》和《周易啟蒙》的。與其父《易學啟蒙通釋》逐句疏解的方法分歧，胡一桂的《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則是通過追溯學術史、廣引諸家的方法來發揚朱子學。其易學學術史的建構，一是說明朱子的學問是綜羅百代，并證成朱子易學所以為百家之冠的公道性；另一方面亦是以朱子學來涵攝其他諸家易學，衝破一些朱子學末流只學朱子而忽視諸家的狹隘學術路徑。也恰是因為這個緣由，《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可以稱得上是宋元易學的結成性著作，亦是提綱性著作。作為元代經學的杰出代表，它具有多方面的價值。
一、《翼傳》的文獻價值
1.考佚書
《翼傳》具有相當年夜的文獻學價值，特別是此中卷的《傳注》部份，搜羅了歷代易學書目，著錄其卷數、序跋及評論等。
經籍年月既久，天然亡佚不少，如宋元人所見到的許多書，我們明天已難看到，只要靠一些目錄才幹揣測年夜致的情況。具體到宋以前的易學典籍，清楚的途徑有二：一是各類官私的目錄學著作，好比野史的《藝文志》、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二是一些《易》學書籍的羅列和征引。就易學而言，后者無疑具有主要意義。因為《易》學家所作的專門目錄，對于易學書籍的評騭更為專業，其搜羅亦更完備。
《翼傳》即是在這兩類目錄之上而成《傳注》部份。胡氏自謂“合唐、宋《藝文志》，唐《五行志》，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鄭氏樵《通志》所載《易經》注解，及愚整理所得，在諸志外者，相互參訂，件列于左，通計三百余家”，這是目錄學書籍的方面；而考其內容，胡氏抄錄自馮椅《厚齋易學·附錄》者亦復不少。在此基礎上，胡氏又親自目驗，增補、節錄了許多題跋和評論，保留了不少而今已不得見的經籍資料。
如《周易義海撮要》一書，今本但存其書，而《翼傳》則節錄了周汝能的題跋，為今本所無。《經義考》摘錄。再如蔡攸任年夜學士時，領銜進了不少平易近間的書，并寫了撮要，現在多已經掉傳，但《翼傳》多有引及，并不以人廢言。
《翼傳》的《外篇》，述《易緯》、《易林》等諸家之學。此中不少已經佚掉，我們得由《翼傳》以窺其大要。如郭璞的《洞林》，是其平生占驗的記錄和心得，但明天已不得見。《晉書》郭璞本傳載有聚會場地其占筮數事，蓋皆錄自《洞林》。《翼傳》錄有《洞林》筮例八則，并標明其卷次，于是《洞林》之大要，可獲睹矣。
值得指出舞蹈教室的是，朱彝尊作《經義考》，年夜段援用《翼傳》的資料。
2.《翼傳》與《中興國史藝文志》
從文獻學角度來看，《翼傳》最凸起的價值在于對宋人修《國史·藝文志》的保留。余嘉錫師長教師嘗謂：“宋時國史凡四修，每修一次，輒有《藝文志》，其每類皆有弁言，《通考》尚間引之。并條列其卷數甚詳。元人修《宋史》，即據此四志，刪除重復，合為一志焉。”[⑩]元修的《宋史·藝文志》雖參考宋人舊志，而弁言等多刪往，殊為惋惜。
而《翼傳》凡引《宋志》，皆是宋人所修《國史》之《藝文志》。例如其所引“《易》類弁言”最基礎不見于元代官修《宋史·藝文志》；又如于“李椿年《易解》”小注謂“《宋志》稱‘直院李公’”，今《宋史·藝文志》但著錄李氏之書，未有“直院李公”之小注。不過，宋代屢次修國史，則胡氏所據究竟是《三朝國史藝文志》還是《兩朝》、還是《四朝》，抑或《中興國史藝文志》？如從時間上看，其引有不少在南宋者，似當即《中興國史藝文志》。且更直接的證據，其《厚齋易學》條引：
《宋藝文志》序云：“寧宗時,馮椅為《輯注》、《輯傳》、《外傳》。猶以迥、熹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系卦之辭即為彖，系爻之辭即為象。王弼‘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系辭》高低為《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六引作：
《中興藝文志》：“椅為《輯注》、《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白文公雖本古《易》為注，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系卦之辭即為彖，系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系辭》高低為《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中興國史藝文志個人空間》至理宗寶佑五年（1257）才成書[11]，《翼傳》所引《宋志》，最晚的學者至楊簡，時間上在此上限之前。
《翼傳》保存了《中興國史藝文志》經部《易》類的豐富資料。近代學者趙士煒欲據《文獻通考》等書輯《宋國史藝文志》及《中興國史藝文志》，所得僅吉光片羽，《易》類只要《周易集解》與《厚齋易學》兩條。《翼傳》為了最年夜限制地搜羅《易》學目錄，理論上天然是所有的接收了《中興國史藝文志》經部易類的內容。
《翼傳》明引《中興藝文志》的處所，普通有兩種情勢，一是直接在所引后面以小注標“宋志”二字；二是稱“宋藝文志”，惹起弁言。但是在筆者看來，《翼傳》保留的《宋志》不僅僅是這些。因為胡一桂做這一部份的時候，體例本就不甚嚴格，標注也不非常精確。好比他良多處所明顯是抄錄馮椅《厚齋易學》的目錄，卻有時標出，有時不標出。最明顯的證據，趙士煒的輯本，據《通考》有“李國運《周易集解》十卷。李國運《易》宗鄭康成，排王弼”[12]一條；而《翼傳》卻作：
李國運《集解》十卷。《唐·藝文志》作十七卷。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孔穎達三十余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蜀才者，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后，傳注百家唯王鄭沿襲，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豈偏滯天人哉。”
其實這一條標面前目今面屬“解題”的部份，內容見于《厚齋易學·附錄》。此處內容顯與《文獻通考》所載分歧。這是因為胡聚會場地氏在抄撮《中興國史藝文志》時是隨意摘取嗎？似乎不太能夠。那么最公道的解釋是：一些與《厚齋易學》條目重復的處所，胡氏摘錄了《厚齋易學》的解題，而未采納《中興國史藝文志》。這些分歧的處所，有些胡氏標明了，有些則未標出。[13]
3.資校勘
《翼傳》除了保留了明天許多未見之書或書目外，因其目驗甚廣，故就流傳的《易》學著作來說，它也能保存許多異本或別本，足資校勘之用。
好比《太玄》，其版本很是復雜，據劉韶軍統計，到清代為止，《太玄》各種版本已亡佚者65種，見存者56種。[14]我們最常用的《太玄》版本，一是司馬光的《太玄集注》；一是明萬玉堂翻宋本的《太玄經》，此本有范看的《解贊》、王涯的《說玄》。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版本。《翼傳》所載的，便是宋政和七年（1117）許良肱所進《太玄經解》。這個簿本很是有特點。一是自范看注本以來，《玄首序》和《玄測序》就被置于整個書的後面，而最後《玄首序》與八十一輔弼連，《玄測序》與測辭相連[15]。許氏本則在中首的首辭之下。二者，《太玄》每贊有《測》以準《周易》之《小象》，許氏以為沒有準《年夜象》者非常遺憾，故年夜膽地本身撰寫《首測》以準《年夜象》。三者，《翼傳》所見已非許氏進書之舊，大要傳抄者又把《玄首序》、《玄測序》、《首測》、《玄文》拆開分進八十一首之中，類似于《周易》之《彖傳》、《象傳》、《白話》分進經中。許氏此書未見于史志目錄，《翼傳》摘錄乃獨一無二。由此可見，北宋除了司馬光、邵雍之外，研討《太玄》的另有良多人，是以構成了一個《太玄》研討的熱潮。
別的如《京氏易傳》，《翼傳》所摘錄的也與今本分歧。《京氏易傳》明天重要的版本有天一閣刻本、程榮校《漢魏叢書》本、汲古閣《津逮秘書》本等。《翼傳》所引，則與諸本頗有收支，像坤卦“陰氣凝盛”，明天一閣本、程榮本皆作“陰凝感”，不如前者為善。李秋麗已指出，建侯和積算的起訖位次，《翼傳》所抄亦與今本分歧[16]。其實除此之外，五星配卦亦分歧。大體言之，今本為善。這可以反應《京氏易傳》在宋代的風行狀況。郭彧據《讀書志》載晁以道“以其象數辨註釋字之舛謬”，指出今本《京氏易傳》是經過晁以道收拾的[17]。那么比較公道的推測是《翼傳》所抄乃未經晁氏收拾的簿本。
二、《翼傳》的學術思惟特點
1.對象數的重視
理學家治《易》，亦有義理與象數兩種方式。若張載、程頤易學皆為義理派，邵雍則為象數派。然程頤最為理學宗主，故宋代表學家之易學，偏主于義理。朱子以為不成著重義理，故其易學綰合程頤與邵雍之學。其《周易本義》已于卷首列九圖，又以《易》為卜筮之書；《周易啟蒙》復發揚《河圖》《洛書》之說，及邵雍後天之學。胡一桂治《易》，對于象數的推重，與朱子比擬乃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一桂的觀點可以通過其論述歷代易學學者及其著作而知。好比他褒揚陳隆山的《年夜易集傳精義》說“所集解詳贍，時及象數”，并引史繩祖謂：“學者不成曰‘易論理不論數，數非易所先’，善《易》者必當因羲《圖》之象數而明周經之彖、象，方能得其門而進也。”對于輕視象數的學者或著作，便時加批評，好比：
切意其（丁寬）學只是文義章句；象數之學，恐非所及也。
（《周易正義》）大要因王弼、韓康伯注為之解釋敷演，于義理象數之學未能卓然自有所見者也。然則唐家一代之《易》學，從可知矣。
吳博士《周易詳解》四十卷，只是敷演文義，為時文之學，全不及象數。
丁寬是漢代易學先導，胡氏因為看到《儒林傳》的“訓詁”字眼，遂斷定丁寬未有象數之學而價值不年夜；《周易正義》是六朝以來義疏學的舞蹈場地匯總，因其祖王弼、韓康伯，于是被認為分歧象數而程度較低。這般則胡氏之意較然可見。這般，也就不難懂得交流他要在外篇將《易緯》、《參同契》、《京氏易傳》等附進，并且做了深刻研討，還支出了不少與象數相關的偽書。
2．梳理易學源流，樹立朱子正統
在《翼傳》中，對于歷代易學源流的梳理占有很年夜的篇幅。可以說，這開清人傳經授受統系研討之先。但是對于譜系的敘述總是建構性的，也就是說，譜系樹立的背后總伴隨著建構者本身的認識，並且建構的目標也往往是為了樹立正統。與清儒梳理傳經譜系以復興漢學分歧，胡氏欲由此以樹立朱子易學的權威，并且將朱子易學定位為義理和象數兼備者。
胡氏敘述漢代傳《易》源流，多據《儒林傳》，然其于傳《易》者多有批評，其總結西漢易學曰“自二京以前文辭勝；自二京以后占數勝”，文辭勝是訓詁之學，占數勝則流于技術。東漢易學，費氏年夜興，變亂古經，其罪甚年夜。魏晉南北朝易學雜染玄學，而孔穎達等義疏學又是王弼易學的附庸。這樣，在胡氏看來，以往的易學家見道者甚尟。
既然歷史上的易學都是有問題的，胡氏遂引出宋代易學的傳承：
前宋一代之易學，自分為三節：希夷後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年夜光亮；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源，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然邵乃推步之法，程子不言象數，至朱子斷然以《易》為卜筮作，且就象占上發明義理以示教，而后一代之易，理數年夜明，體用兼該，使全國后世識易之所由作，不迷于吉兇悔吝之涂，而能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不其幸歟。噫，朱夫子于《易》學傳授，其亦可謂金聲玉振，集年夜成者矣。
在胡氏看來，程頤、邵雍猶有所偏，只要到了朱熹，才是金聲玉振、百川歸海。其實我們看胡氏論及《系辭傳》說“若徒有高低經而無《系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無乃至用于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則其認為易學即中正仁義之學，而中正即在于象數、義理的均衡。朱熹由此而成為近合程、邵，遠接羲、文、周、孔的里程碑人物。
3．羽翼朱子
胡講座場地方平已作《易學啟蒙通釋》，可以看做忠實疏解《周易啟蒙》的著作；胡一桂作《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是疏解《周易本義》的著作。《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則是以“翼”的情勢，對《周易本義》《周易啟蒙》兩書的進一個步驟解說。翼即羽翼，明顯模擬了孔子對《周易》古經的詮釋體裁。羽翼意味著不是對經典內容的逐字逐句的直接解說，而是作為經典的輔助，證成和豐富經典。于是《翼傳》就根據朱子學，對于易學自己、對于易學史都進行了一次系統、條理的建構。這也是以朱子學會通漢學、宋學的一個盡力。
三、《翼傳》的版本流傳
《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一書，今朝最早的刻本是元皇慶二年（1313年）所刻。今朝傳世者，一在japan(日本)內閣文庫，一在上海圖書館。此中內閣文庫所躲比較完全，上圖所躲則缺頁嚴重。《中華再造善本》所收此書，即據上圖躲本影印。因其在流傳中磨損脫漏嚴重，明正德間，又有蕭乾元重刻此書。據蕭乾元後記，其所據藍本乃楊乾叔書笥中所躲；觀其行款，當即據皇慶刻本。上海圖書館躲有此書的外篇一冊，末附蕭氏後記；而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所躲明刻本，未著錄刻者及具體年月，今觀其行款版式，與上圖躲本全同，亦當是正德刻本。但北年夜躲正德本雖為完帙，獨闕末尾蕭氏後記一篇；將兩館所躲本對照，適彼此印證。上海圖書館又有天一閣鈔本殘卷，錄此後記，行款全同，是亦據正德本繕錄。因正德刻本所據藍本已有殘缺，故新刻問題不少：一是因藍本缺頁、或圖版漫漶導致缺頁、缺字，一是手平易近新增之誤。通過這些錯誤可知，后來的《通志堂經解》支出此書，便以正德本為藍本；而《四庫薈要》、《文淵閣四庫全書》等復以《通志堂經解》為藍本，錯誤不斷增添。
萬歷間，胡雙湖的后裔又謀刻胡方溫和胡一桂的書，此中的《周易啟蒙翼傳》，末載蕭乾元跋，當是以蕭乾元正德刻本為藍本。不過根據校勘結果來看，萬歷刻本顯然曾據元刻本做過校改，好比“牽合六爻，作小兒狀。年夜率好笑這般”，北年夜躲正德本作“牽合六這般小兒”，《通志堂》本、《四庫》本因之。蓋其所據瑜伽場地藍本已殘闕，故誤這般；而萬歷本不誤。但萬歷本的錯誤還長短常多的。清代，胡氏后裔又根據傳下來的家刻本加以訂正，從頭刊刻，是為慶余堂本。新的版本校勘頗為認真，只是似乎未見元刻，故經常有以所引典籍改原書的現象。
作為家刻本，萬歷本、慶余堂本最詭異的是增進了其所謂“先祖”的書和學說。如傳注部門隋唐五代一節，家刻本多一條：“胡明經公昌翼《周易傳注》三卷，《周易解微》三卷，見后。《易傳摘疑》一卷。公字宏遠，登后唐同光乙丑明經，都魁進士。義不仕。倡明經學，為世儒宗。尤邃于《易》，嘗謂學者曰：‘知象中有理，則顯微無間；知理中有象，則體用一源。’后周廣順癸丑，征辟不就，賜號明經公，是為吾家開山祖師云。”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程頤《易傳序》所獨發明者，焉能其胡氏祖先早于程子發之？蓋胡氏子孫欲推美其祖先，竊程子之言而偽托于胡昌翼也。其余另有數條，詳見校記。
本次點校，小樹屋以內閣文庫躲《周易本義啟蒙翼傳》為藍本，其缺頁處，配以《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躲本；以正德本和慶余堂本為對校本，參校以萬歷本、通志堂本等；其引據各書，又核對相關善本。
【點校附識】
當拿到《易學啟蒙通釋》《周易本義啟蒙翼傳》樣書那一刻，我如釋重負。從2013年至今，七年時光促溜走，我也從剛剛畢業的青年不知不覺走到了繁重的中年，想來不勝唏噓。
博士畢業前，中華書局的孟慶媛編輯聯系我，給我看一個《易學典籍選刊》的目錄，問我想點哪一種，或許推薦哪一種。當時我做王船山易學的論文，了解胡氏父子這書對朱子易學的主要感化，便自告奮勇領了這個任務。畢竟我讀著中華書局收拾出書的書求學的，現在能親自操觚，從讀者變為作者，非常欣喜。畢業前即應用北年夜圖書館躲，將任務藍本促點校了一遍。后來孟慶媛編輯還非常認真地校了一遍，討論了一些相關的事宜。任務安寧下來后，我便潛心點校這兩本書。當時先后跑到上海圖書館、北年夜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清華圖書館讎校。在北年夜學習的這些年，跟著一些令人尊重的老師學習了文獻學的相關知識，雖然學到的只是外相，但我也認到這是一門高技術含量的任務。文獻學的基礎，相關專業的知識佈景，二者缺一不成。除了找齊質量比較好的藍本對校之外，我對該書中的大批引文進行了他校（不輕改藍本），以及根據易例和數字計算進行了理校，總體而言還是解決了不少問題的。
由于編輯部人事的調整，稿子沉靜了一段時間。多年后王娟編輯接辦此事，我又從頭核對舊稿。中華共享空間書局編審流程繁復嚴密，出書速率相對較慢，但質量是以有較嚴格的保證。王娟老師很是負責、程度也非常高明。學術研討行業都常說，收拾古籍是為人作嫁衣，因為不算研討結果；那么古籍收拾的編輯，則是為嫁作嫁了。書稿雖然我認真看過多遍，但仍有不少忽視。特別是本書圖表較多，好比揲蓍的部門，朱子枚舉蓍策數，用黑點表現。現代刻書、印刷的時候，稍一失慎就能夠少一個點，這就意味著數字會產生差錯。原圖有幾個點數的錯誤，是王娟責編指出來的。再如《考變占》的變卦圖，即使是宋本也有錯誤（王鐵已指出），據體例可推。我在校注中雖然已說明，并做了一個整聚會場地體的調整。但具體到每一卦，仍有疏漏，也是王娟責編看出來的。還有一處算數的脫聚會場地誤，也令我非常信服。不懂易學，最基礎不成能有這么專業、精到的編校意見。1對1教學其他一些斷句的迷惑、校記的辭氣等，我們也逐一重複溝通共享會議室。此書假如質量還算不錯的話，那應該有王娟責編一半的功勞。
點校此書也使我加深了對宋元易學的認識。《啟蒙翼傳》的《易》學目錄使我感興趣，從而寫了一篇《宋中興國史藝文志經部易類復原》，發表在虞萬里師長教師的《經學文獻研討集刊》上。在研討胡氏父子易學的過程中，我還頗得益于王鐵、谷建、李秋麗、史甄陶等學者的研討。特別是李秋麗老師博士論文即做胡一桂研討，前些年她先給《儒躲》點校了此書。
近兩年來，我良多的精神都耗在古籍收拾上了。此中有小樹屋樂趣，然也非常辛勞；雖辛勞，但也不敢懶惰。這還是多虧單位相對不那么嚴苛的考察體系。但是當今量化考察日益嚴密，壓力是逐級向下傳導、層層加碼的。或許將來，要“以無厚進有間”地從事一些本身喜歡的領域了。
最后要感謝豆瓣的諸學友，有的因論學相識而給我這么一個點校的機會，有的在我往圖書館查書的時候熱情接待，有的讓我以此書的點校說明或副產品參加學術會議并提出意見，有的以研討結果使我獲得啟迪，最主要的是敦促警醒著我不要在油膩的深淵中越陷越深。
了解一下狀況欠的幾家出書社的文債，真恨不得有三個本身，及時、保質地完成。不過想想，本身的焦慮又非常可笑：“且慢！我只一個渾身，若何兼得許多？”
注釋：
[①]當然，司馬光也是廣義的道學運動的中堅人物。
[②]關于生年的推測，參見本書末附錄的考證。
[③]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二卷，齊魯書社1988年，第374頁。
[④]嚴紹璗《日躲漢籍善本目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10頁。
[⑤]同上，第11頁。
[⑥]同上，第10頁。
[⑦]《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一冊，第100頁下。
[⑧]谷建《胡方生平平著作及考訂》，《儒家典籍與思惟研討》第五輯，第190頁。
[⑨]谷建《胡方生平平著作及考訂》，《儒家典籍與思惟研討》第五輯，第186頁。
[⑩]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33頁。
[11]馬常錄《宋朝四部國史藝文志考論》，山東年夜學歷史系2012屆碩士論文，頁27。
[12]趙士煒輯《中興國史藝文志輯本》，見《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二十卷，頁522。
[13]更具體的可參考谷繼明：《宋中興國史藝文志經部易類復原》，《經學文獻研討集刊》第十八輯，上海書店出書社2017年。
[14]劉韶軍《揚雄與太玄研討》，第58頁。
[15]《太玄經》卷一，第2b頁。
[16]李秋麗《胡一桂易學思惟研討》，山東年夜學中國哲學2008屆博士論文，第68頁。
[17]郭彧《京氏易傳導讀》，齊魯書社2002年，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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